“我们现在要考虑，怎样去减缓湿地退化丧失的速度。”

　　“It’s Time for Wetland Restoration(是时候让湿地恢复了)。”2月2日，国际湿地公约秘书长穆松达·蒙巴在世界湿地日的视频动员致辞中喊出了这句口号。作为第27个世界湿地日的主题，呼吁“湿地恢复”带着紧迫感。

　　湿地、森林和海洋并称为地球的三大生态系统，40%的植物和动物物种在湿地生活或繁殖，湿地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穆松达·蒙巴所言，目前，世界上近90%的湿地已经退化或丧失，我们失去湿地的速度是森林的三倍。

　　“我们现在要考虑，怎样去减缓湿地退化丧失的速度。”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周晋峰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世界湿地日的主题强调了优先恢复湿地的迫切需要，并呼吁整整一代人采取措施，恢复和复原退化的湿地。

青海湖鸟岛国际重要湿地湖滨的普氏原羚。国家林草局供图

　　湿地保护意识还未深入人心

　　我国政府于1992年正式加入《湿地公约》，成为《湿地公约》第67个缔约方。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湿地”的概念在我国还没成形。原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司副司长、国际湿地(原湿地国际中国办事处)主任陈克林告诉记者，当时有湖泊、河流和沼泽的相关研究，也有保护单个物种的研究，但没有把湿地作为生态系统来分析。

　　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对湿地生态系统重要性认识的不足，在全球范围内，湿地生态系统都遭受了严重破坏。此外，在相关议程设置上，湿地的优先级还不够。

　　“在联合国一些会议议程上，提起湿地保护，似乎它每次都排在最后。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湿地被人们忽视了。”陈克林举例，在一次缔约方大会上，44%的国家在提供的报告中提到，当地人严重缺乏对湿地保护的认识。

　　区域经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会直接影响湿地保护意识的“觉醒”，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湿地保护的程度也不一样。湿地资源具有的生境复杂性也对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加强湿地保护认识上，对湿地“修复”和湿地“恢复”的概念也需要厘清。周晋峰指出，从官方的文件来看，“湿地”是“恢复”的主语，“修复”的主体是人类，是一种人为作用，而湿地的生态治理是基于自然的恢复。这是本质的区别。

　　人工干预的修复，若处理不好，也会带来问题。“好比在未考虑周全的情况下，在海岸湿地种树的做法就欠妥。滩涂海岸上的贝类鱼类为栖息的候鸟提供了丰富的饵料，植树会给现有的湿地生态系统带来破坏，影响候鸟迁徙与繁殖。”周晋峰直言，在某种程度上，人工干预修复本身就会阻碍湿地的恢复。

　　2010年在日本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上，制订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2020年目标，简称“爱知目标”。2020年，联合国对“爱知目标”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20个“爱知目标”中只有6项目标部分达成，部分子目标甚至更加恶化。

　　陈克林认为，就目前形势来看，湿地保护依旧任重道远，湿地保护的意识还未完全深入大众内心。

拍摄到的鹤群(云南大山包国际重要湿地)。国家林草局供图

　　我国有效保护了240万公顷湿地

　　根据我国公布的第三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我国湿地总面积达5635万公顷，占我国国土面积的5.58%，位列亚洲第1位，世界第4位。公开数据显示，我国有湿地高等植物800科692属2315种，是全球湿地植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几个月前，《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中国国家湿地公园的保护与发展”论坛在武汉举办。会上有专家指出，经过多年努力，国家湿地公园通过“试点制”和“晋升制”等设立方式，全国31个省(区、市)总数已达901处，有效保护了240万公顷湿地，带动区域经济增长500多亿元。

　　我国先后指定了82处国际重要湿地，29处国家重要湿地，1021处省级重要湿地，13座城市获得“国际湿地城市”称号，建立600余处湿地自然保护区、设立1600余处湿地公园。

　　中国过去30年所取得的湿地保护成就以及所设立的宏大目标和湿地保护管理方式，形成了湿地保护的“中国样本”。陈克林说，这与政府出台并能及时落地的相关政策不无关系，“人民的广泛参与也是我们国家湿地保护取得成效的一大亮点。”

　　在湿地保护方面，我国还有哪些值得国外借鉴的地方?周晋峰表示，相较于全球其他国家，中国充分利用了传统的东方智慧，探索出了多种多样优秀的湿地管理方法。

　　他指出，“湿地保护的东方智慧”可总结为7个方面：自然恢复为主，人工手段为辅;优化保育措施，加大管护力度;强化专业培训，壮大人才队伍;兼顾保护与发展，促进“两山”互动;依托科技进步，勇于开拓创新;注重开放合作，加强多方交流;广泛组织动员，开展自然宣教。

　　2022年6月1日，我国首部湿地保护方面的专门法律——《湿地保护法》正式实施。《湿地保护法》作为我国湿地保护经验成果在国家成文法层面的集大成者，囊括了湿地保护宏观与微观维度的战略部署和制度构建，与世界分享湿地保护的中国经验，助推我国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与国际社会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江西鄱阳湖国际重要湿地拍摄到的鹤群。国家林草局供图

　　需加强我国湿地保护管理的科学性

　　自1992年加入《湿地公约》以来，我国湿地保护经历了摸清家底、抢救性保护、全面保护3个阶段，实现了湿地保护修复事业的历史性飞跃。虽然湿地保护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但湿地保护仍然面临严峻问题和挑战。

　　“保护形式多样，分布广泛，但保护形式和空间布局仍有优化空间，存在部分重要湿地的保护空缺，成效亟待评估，与国家要求的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仍有差距。”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副所长、国家湿地研究中心秘书长武海涛说。

　　他认为，我国湿地保护管理的科学性需要进一步加强。湿地系统具有复杂性、波动性和多样性特征，湿地资源调查监测体系、退化湿地修复技术与模式、湿地资源合理利用等方面涉及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这要求湿地保护修复和管理遵循湿地系统内在机理，统筹考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地理单元的连续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明确我国湿地保护空间布局和重点任务，实施湿地保护修复项目，采用近自然措施科学修复退化湿地，提高湿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武海涛告诉记者。

　　周晋峰也表示，在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双重影响下，中国湿地面积萎缩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且在湿地保护修复管理实践中仍存在许多科学问题需要解决。此外，我国湿地还面临着以水葫芦、福寿螺、鳄雀鳝等为代表的外来入侵物种所带来的生物安全威胁和生态风险。

　　周晋峰称，当前中国各地湿地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和威胁——“好心办坏事”，即以工业文明思想指导的工程建设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原本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绿水青山，给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带来了巨大威胁，并且这种对自然的扰动和破坏几乎是不可逆的。

　　“因此，我们主张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来恢复湿地。我们应当秉持环境治理三公理(不扩散、不为害、充分公示)，生态恢复四原则(节约原则、自然原则、有限原则和系统原则)来进行湿地恢复工作。”他说。

　　应合理利用和开发湿地资源

　　陈克林一直倡导，要合理利用和开发湿地资源。保护不等于不动，其前提是不能破坏生态特征。研究湿地资源的合理利用问题，首先要掌握湿地的本底资源，了解和研究湿地生态因子、生态特征等。

　　《湿地公约》里有多个方面的决议和建议，其中一条就是湿地的生态特征不能发生变化，也就是在湿地的生态因子没有发生变化的前提下，人类尽可能地利用湿地资源。

　　“将核心区完全封闭也没有必要。人也是自然的一个因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讲的是我们要杜绝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而不是与自然环境、花鸟鱼虫完全隔绝。”陈克林认为，湿地的管理应该是动态的，在大的法律法规的背景下，各个保护区可以尝试制定配套政策，实行“一区一法”。

　　武海涛也认为，合理开发和利用湿地资源，高效发挥自然湿地生态功能，提高服务人类福祉，是保护湿地的重要内容。湿地保护和开发并不矛盾，应该是协同发展的。

　　他说，湿地资源作为自然资源，在发挥众多支持和调节服务的同时，为人类直接提供产品，也是湿地系统的功能之一。做好湿地资源的合理利用，需要做到湿地多功能协同，合理界定湿地生态安全边界和承载力，保障湿地健康稳定不受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合理利用和开发湿地资源与民众的参与分不开。在今年世界湿地日的视频动员致辞中，穆松达·蒙巴呼吁，大家要以三种具体方式采取行动：自觉选择，尽量减少我们自己对湿地的影响;发出有说服力的声音，教育和激活其他人参与到湿地恢复中来;大胆行动，参与当地的湿地恢复工作。

　　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